我的文革往事2•串联再串联
本文来自合作公众号：康平文稿。
作者：康平。
鹰眼观大地，每日新闻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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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当年省城西安是全国八大城市之一。等我们这群山里的孩子真到了西安城，才知道西安到底有多大、多繁华、多漂亮！
这是我第一次到省城西安，第一次见到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第一次见到公共汽车，第一次见到高楼大厦，第一次进公园、动物园，甚至是第一次脚踩在水泥路面的大街上，而且还有专门给行人步行的人行道……
当年这些安康都没有，太多太多的人生第一次都是串连到了西安才见识到。
我们先到红卫兵大串连接待总站报到，递上学校开的介绍信，接待站就给我们安排住处，还给我们每个人办一张市内乘车证，可以免费乘坐市内任何一路公共汽车，方便学生串连使用。
我们被安排住在西安城西大街一条巷子里的旅社接待点，出门不远就是繁华大街。
街市的繁华让孩子爱玩的天性暴露无遗，我们整天就是逛大街、逛公园，买来一挂我们叫做“小钢炮”鞭炮，拆开了散装在裤兜里，拿一根棉线点着一头当火引子，掏出鞭炮点着火捻，随手往空中一扔，听那一声脆响。
“小钢炮”里面装的是黄色炸药，像吸管那么粗细，安康没有这样的鞭炮，是那种粗粗的装黑火药鞭炮。
还头一次买来“二踢脚”，拿在手上点着火捻，只听到“嘭”的一声响就从手上飞到空中，然后在空中又是一声炸响，感到好玩极了。
我们到底还是孩子，本来出来串连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崇高”目的，到了大城市见了世面，更是乐不思蜀，整天就是知道玩了。
我这个“队长”也仅仅是问路指路，队里其他事一概不闻不问，一无所知。
这天有同学通知我们全体都到省委接待站去，说是去申请串连补助，反正呆着也没事，我们就跟着凑热闹去了。
原来是和我们一同出发的高年级同学牵头，以串连路途遥远，出来的鞋都已经走烂了为由，向省委接待站申请困难补助买鞋。
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男同志，同学们轮番去跟他磨，还理直气壮地要求接待站的同志要“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
整整闹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总算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同意暂借给我们每人三、四元钱去买一双鞋。还要我们打了借条，但是后来文革动乱，再也没有任何人追我们还这笔借款。
在西安我们“休整”了20多天，该玩的地方都玩了，于是我们又出发了，朝着原先确定的串连目的地革命圣地延安走去。
从西安到延安500多里路，我们背着背包又走了8天半。
这一路比起从安康去西安的山野小路要好走多了，基本都是沿着公路走的，道路平坦，视线开阔，我们走着不但不觉得累，还很兴奋，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唱着当时到处传唱的毛主席语录歌和革命歌曲。
走累了我们就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如果队友之间发生矛盾，我们就唱“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遇到其他地方同行的长征队，我们就一起唱“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心情愉悦的时候，我们自豪地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就这样，我们一路唱着向着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上到黄土高原之后，有一天我们看地图有条近道小路可以直接下到沟底，再翻过这道沟堑到原上，可以少走20多里路。我们就选择走这条近道。
我们一大早出发，路上大雾弥漫，结果错过了下沟的路口，返回去也是走冤枉路，我们只好顺着公路继续往前走。
这时大雾逐渐散去，路上不时有大卡车开过，有同学说我们拦辆车就快了。于是再看到有卡车开来，我们便站在路中间伸手拦车。
司机见状停下车来，同学们从车前走开，准备到卡车两边车帮爬上车。结果我们刚从路中间让开，司机立刻一脚油门将车开走了。
几次拦车都是这样，同学们想办法了，再将车拦住时，留几个同学站在车头前不让车开走，等别的同学先上车了，再让开车头上车。
可是后面几个同学上车时，司机又要开车走，将后上车的同学甩下。
已经上车的同学早有应对招数：将红旗展开，从车头放下去遮住司机车窗视线，司机只好停车让后面几个同学上车。
那时的司机对扛红旗、戴红袖标、四处串连的红卫兵都没“脾气”，搞不好一顶“破坏红卫兵革命大串连”的高帽子就给他扣上了！
这一路，我们又体验到许多人生的第一次：第一次睡北方老乡的热炕。
晚上睡觉的时候，同学都想睡在烧火口上，以为那里暖和，可谁知等整个炕烧热，烧火口的地方已经烫得根本不能躺下身子，只好把被子都垫在身下。
第一次睡有暖气管的房子。那是在铜川，串连接待站设在一所中专学校里，教室桌子一拼就是大通铺，房间有暖气管道，摸着却是凉的，等到晚上睡下之后来暖气了。
暖气是气暖，定点供汽，不到供热气的时间管道是凉的，供汽的时候管道又发烫。
还有第一次睡陕北窑洞，住进去总担心会不会塌下来？
第一次吃到小米。在学校语文课、历史课都讲到当年工农红军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那时就觉得“小米加步枪”太神奇了。
等到了陕北真的第一次吃到小米了，才知道原来是“小米+步枪”，我们还以为“小米加”是品牌呢！
到了延安之后，我们还是跟在西安一样，没有任何“串连”的革命任务，只是参观游览革命圣地。
我们爬了宝塔山、参观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麓等革命旧址，总还是接受了革命历史传统教育，也算不虚此行。
这时，我们听说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发出通知，不让学生大串连了，要求串连学生12月20日前必须返回原地，当地政府免费提供返程交通车辆。
原来全国性的大串连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妨碍了正常的生产和交通运输秩序，地方各级党政机构已经陷入瘫痪 、半瘫痪状态。
1966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次年春暖季节一律暂停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
并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连，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为来年徒步大串连作好准备。
12月1日又发出补充通知，重申暂停乘坐交通工具进行串连。从12月21日起，不再实行免费乘坐交通车辆。
于是，我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停止串连，“返校闹革命”。
其实还因为这时返程有免费车辆乘坐，回去不用再走1000多里路了。于是，同学们赶紧联系延安接待站确定返程时间和车辆。
从延安返回的那天，我们在约定的城南路口等待。延安的冬天确实比安康要冷得多，等得我们膝盖以下都冻麻木了，终于等到送我们离开延安的汽车来。
这是一辆有帆布车蓬的大卡车，我们上了车，锁运洪同学出了个主意，两个人一组合，都将鞋脱了伸进对方的棉衣里，互相用体温温暖着对方冻得冰冷的双脚，好几个小时才缓过来。
到了西安也不能多停留，我们还是赶紧联系接待站，尽快返回安康。
串连回到学校，学校依然还是很乱，一点也没有恢复上课的迹象。
事实上，从1966年第一学期开学一个月之后，直到我们1968年初中“毕业”，都再也没有回到教室上过一节课。
这时听说还有许多同学依然在外地串连，我又坐不住了，于是我约上小学、初中都同班的罗建政同学，他又约了另外一个同学，我们准备三个人一起再次外出串连。
有了第一次出去串连的经验，我们这次决定不走山路，走西万公路去西安，路上随时准备搭乘便车。
也不再傻乎乎地背个背包了，一路上接待站住宿都有被褥，我们每人只带一个挎包轻装出行。
临到出发那天，罗建政联系的那个同学又不去了，就只有我和罗建政两个人了，我们依然决定行程不变，两个人也要出去走一趟。
山外的精彩世界对山里孩子的诱惑足够大，大到我们无法停下走出大山去看看的脚步。
1966年12月的一天，离我们第一次串连回来不到一个月，我和同学罗建政再次出发去“串连”。
第一天经安康五里镇住安康恒口镇，第二天经涧池铺住汉阴县城，第三天经马池铺住石泉县城，三天的行程差不多都是每天七、八十里路。
从石泉之后我们就没有再步行，搭了一辆拉货的卡车坐在上面去了西安。
在西安我们还是整天无所事事地逛街玩，没有任何“串连”目的任务。这时接待站的串连学生来来往往，有准备返回家乡的，也有还在到处串连的。
各种小道消息也是漫天飞，有说毛主席是支持红卫兵革命大串连的，也有说中央要求串连学生回校闹革命。我们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好。
这时，我们听接待站的外地学生说现在红卫兵串连坐火车不要钱，随便坐，我们想，出来了就是想到处走走逛逛，干嘛不乘着这机会多玩些地方？
我和罗建政一商量，走，我们到西安火车站去看看，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坐过火车呢！
进西安火车站也不用剪票，亮一下串连学生证明，甚至只要说一声车站工作人员就让进去了。
只见站内站外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南来北往的串连学生。站台上停有一列火车，也不知道是往哪开的，就夹在大股的人流当中一起往车上挤。
有的从门口挤不上去，就从车窗往车厢里爬，一个从外面推，一个从里面拽，里应外合。
车厢里也是人满为患，不但座位没有空着的，而且过道、车门、车厢连接处站的都是人，甚至有人钻到座位下面、爬上行李架躺着。
列车开出站了，我们才知道这趟列车是开往成都的。成都就成都，反正也没去过。
我和罗建政上车没有座位，就守着旁人的座位在过道上一直站着，等人下车就有座了。
列车走走停停，从西安到宝鸡，那天我们坐了大概8个多小时才到宝鸡，罗建政终于等到身旁的人下车有了空座，我们两个人轮流坐。
列车慢慢悠悠地开了七、八个小时到了阳平关车站，我站得都要吐了，才等到有了空座终于坐下来歇歇。
到了成都，我们还是跟在西安一样整天逛大街、逛公园。
我们到过四川省政府门前广场、天府广场（记得文革期间似乎并不叫这个名字）、杜甫草堂。
文革初期全国各地都在“破四旧”，成都的许多历史文化古迹遗址都不开放，因此哪儿也没去。
又听说党中央、国务院1967年2月3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
成都也在组织串连学生返回原藉。于是我们联系串连接待站，给我们安排乘坐返回西安的火车。
等我们回到西安，我们两个人身上总共只剩下不到一元钱，已经没办法继续回家的行程了。
于是我们一起到西安钟楼东北角邮电大楼，给母亲挂了长途电话。
接通电话我叫了一声“妈”，就哭出声说不出话来。母亲在电话那端安慰我：“别哭，别哭，什么事？”
我说我没钱了，回不了家了。母亲让我去西安西城墙外的某个地方找外贸车队的一个姓杨的司机叔叔，搭他的车回来。
我母亲当时在安康地区外贸公司工作，认识这个杨叔叔。
打完电话，我们就去找西门外的外贸车队，很顺利地找到杨叔叔。他让我们第二天一早就来车队坐车。
这就样，我们搭杨叔叔的便车顺利地回到家，结束了我的第二次串连。当时我们还在想着有机会再出来串连呢。
196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取消原定的当年春暖后再进行大串连的计划，全国大串连就此永远地停止了。
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停止了，但是安康城里“文化大革命”的火药味却越来越浓了，各种名目的“造反派”组织纷纷成立，并且逐渐形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
一派是“安康红色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下设工、农、商、学、文卫等8个总部12个兵团。
另一派是工、农、商、学、文卫等六大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六总司”。
两派都号称自己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两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终将引发一场在全国都轰动一时的大型武斗。
鹰眼观新，百姓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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